IPCC在发布《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以下简称《2006 IPCC指南》）之后，陆续发布了《2013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版的补充方法学和优良做法指南：湿地》 (2013 Suppl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Wetlands)和《2019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修订版》 (2019 Refin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以下简称《2019年修订版》），《2019年修订版》是自2006年以来最全面、最重要的一次方法学更新，是IPCC清单指南的一个集大成之作。

      《2025版指南》选择以《2006 IPCC指南》作为核心方法学框架，其核心逻辑链条，始于国际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根据《巴黎协定》下的"强化透明度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ETF）及其《模式、程序和指南》（Modalit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PGs），所有缔约方在提交其"两年期透明度报告"（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 BTR）时，"应"（shall）使用《2006 IPCC指南》，同时"鼓励"（should）使用《2019年IPCC指南修订版》。

      作为《巴黎协定》的重要缔约方，中国为确保其国家清单报告（作为BTR的一部分提交）的国际合规性，必然要以《2006 IPCC指南》为主体框架。省级清单作为国家清单的数据基石，其方法学自然需要与国家层面保持"硬对齐"。这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际规则 →国家清单→地方清单"的方法学传导路径。

      但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省级清单方法学与国家清单方法学高度相似。客观而言，若在《2025版指南》中去掉 "省级" 等修饰词，同时去除电力调入调出相关内容，其与国家清单方法学基本一致。

      其实，《2025版指南》也参考了《2019年修订版》（例如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相关要求，只是并未全面参考《2019年修订版》。事实上，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最新清单中普遍做法也是以 《2006 IPCC指南》为根本框架，但是大量采用 2019 年修订中的方法与参数。

      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汇清单》（Inventory of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在 2025 年度（涵盖 1990–2023 年）继续以 2006 年 IPCC 指南为基线，并在不确定性评估、部门方法与参数等环节明确引用2019 年修订。

      欧盟层面的年度清单提交自 2024 年起按照 ETF 的 国家清单文件/共同报告表（National Inventory Document, NID/ Common Reporting Tables, CRT，国家清单文件/共同报告表） 格式报送，遵循《2006 IPCC指南》的部门分类和填报架构；但成员国在清单编制中广泛引用《2019年修订版》。

      《2025版指南》无疑为各省的"双碳"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科学且全面的技术工具。它通过统一规范的方法学，极大地提升了省级清单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比性，为地方政府"摸清家底"、识别关键排放源提供了权威依据。

      《2025版指南》的实质性作用体现在其"基准"功能上，编制出的清单将成为地方"双碳"工作的"法定度量衡"。《2025版指南》也会倒逼地方数据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清单编制过程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地方生态环境、统计、能源、工信、农业等部门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共享与核验机制，这本身就是对省级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刻重塑。

      但也要看到，省级指南虽与国家指南高度对标且方法一致，这是有利之处。然而本质上，省级指南与国家清单的服务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国家清单指南是一种服务于国家宏观管理需求和国际履约的"科研范式"，而地方"双碳"管理则更需要一种快速响应、及时反馈的"管理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张力，尤其体现在时效性与实用性上。理想状态下，省级指南应在与国家清单保持核心原则、关键类别和排放因子体系一致的前提下，被赋予更多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更精细化核算方法的空间。

      《2025版指南》高度技术化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地方数据和技术支撑困难：

      （1）数据时效性滞后于管理需求。国家清单发布通常滞后2-3年，省级清单依赖于同样滞后的统计年鉴数据，依然存在时效性滞后的问题；

      （2）清单编制的复杂性与地方能力的匹配问题。《2025版指南》要求的技术难度与国家清单无异，使得省级清单编制成为一项 "研究项目"，但省级的数据获取能力和专业人才储备无法与国家清单支撑团队保持一致，其困难可想而知。

      这种矛盾很可能催生一种实际运行中的"双轨制"解决方案。一方面，各省会按照《2025版指南》要求，投入资源编制这份"重清单"，作为最终的、用于考核和上报的"法定基准"；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日常管理的迫切需求，各省会自行探索建立一套基于月度、季度高频代理数据的快速估算模型，即"轻清单"，用于过程跟踪和政策调整的及时反馈。在这种模式下，"重清单"的实质性作用，就从直接的"管理导航仪"转变为间接的"校准器"——定期用其权威数据来校准和修正快速估算模型，确保"轻清单"不至于偏离真实轨迹太远。